四坝滩：史前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中转站
“四坝文化”镶绿松石彩陶罐
“四坝文化”三狗纽盖彩陶方鼎
“四坝文化”青铜羊首权杖及青铜工具
“四坝文化”人形罐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寇克英
“四坝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遗址的一个类型，因最早在甘肃省山丹县四坝滩发现而得名。其发展历史处于马家窑文化后期的马厂文化向青铜文化的过渡期，约在距今3900年至3400年之间，正是中原地区的夏商之际。出土实物表明，处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四坝文化带承担了东方制陶技术向西传播、西亚和中亚青铜技术向东传播的双向交流的重任。
寻访“四坝文化”命名地
阳春三月的一天，我们驱车直奔山丹四坝滩。经南湖村，出山丹城，曲曲折折前行十几里，就看到了一马平川的四坝滩。荒原上芦芽初萌，微露的生机掩映不住千年的荒凉。南面，孕育了古弱水的祁连山雪峰皑皑，而今，其冰雪融水已经难以波及四坝滩上的这条川口河。古河道是干涸的，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芨芨、野蒿。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路易?艾黎还带领学生在川口河上开挖水渠引水，那时尚能看到水流滋润原野，生长庄稼。
走进荒滩，察看了四坝滩所处的地形，基本处于古河道的两岸高台地，虽然经过了数千年变迁，但古河道的水渍淹痕依旧可辨。由此推及三四千年前，四坝滩周边定然水泊纵横、草莽杂生，远非今天看到的荒凉之景。史前祁连山也称昆仑山，《山海经》中描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正因为当时经常洪涝为患，才有了后来大禹治理弱水，《尚书?禹贡》载：“(禹)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弱水的来历，史地学家多有考证，可以断定，弱水即古书中的弱水，发源于山丹县西南35公里的“穷石山”，其上源又称山丹水，弱水西北流至张掖，与发源于祁连山的张掖河(即古羌谷水)汇合后，始称作黑河。四坝滩正位于古弱水南岸的开阔高台地，周边一片汪洋，相传大禹导弱水从就这里开始，今天的山丹祁家店水库边还立着“禹导弱水碑”。
1946年，从陕西凤县双石铺山搬迁至山丹的培黎学校开辟了三处农场，其中有一处就在四坝滩上。第二年，山丹培黎学校师生垦荒开渠时发现大量的夹砂红褐色陶片和打磨过的石片。后来，他们经过仔细搜索，在一处断崖的黄土层中发现一只完整的夹砂红褐色陶罐。随后，该校校长路易?艾黎向当时的甘肃省政府报告了这一发现，政府派文物专家裴文中、何乐夫等一行到山丹实地考察。面对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碎片和灰层，专家们感叹不已，认为这是“一起了不起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几千年前，山丹的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过”。但限于当时的条件，遗址未能进行考古发掘，专家们只能抱憾而去。
1953年，甘肃省再次派考古专家对四坝滩文化遗址作局部考察发掘，共清理出文化灰坑3处，堆积层厚0.6-3米，出土文物中有比较完整的各类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尤其发现了一只直径约8厘米的陶制纺轮和两处窑址。陶器中素面较多，部分彩陶纹饰清晰，图案对称精美，线条简洁流畅，说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成熟的制陶和彩绘技术。石器中有石刀、石斧、石锄和敲砸、刮削器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把石锄和石斧，形体较大，磨制光滑，上端均有直径38毫米的柄孔，说明使用时可能安装过木制手柄。从磨制的精细程度看，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先民们不仅学会了制作陶器供生活使用，而且懂得用坚硬的石块打磨工具为生产生活服务。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河水库考古队开展考古调查，在此又采集到一批遗物。当年，考古专家安志敏先生撰文，认为该遗址发现的两批陶器独具特色，以夹砂粗红陶为主，多饰浓重的彩绘且凸起于器表，既不同于马厂类型，也有别于沙井文化，应单独命名为“四坝文化”。
“四坝文化”彩陶菱形折线纹壶
“四坝文化”彩陶折线三角纹牛头罐
“四坝文化”的渊薮与传播
受当时考古发掘的条件所限，安志敏先生的考证虽然为“四坝文化”正了名，却未能揭示出这一文化类型的流变。作为一处陶器、石器出土丰富的遗址，它并非独立于世，必然有因袭和演变的过程。随着同一文化带上诸多史前文化遗址的发现，史学界渐渐揭开了“四坝文化”的帷幕。
1953年，在古山丹河南岸的山羊堡滩发现大量的石器和陶器，其后出土过较大石锄。出土文物与四坝滩遗址相同。
1976年，山丹县新河东门村社员平田整地时发现彩陶。上交文化馆。同年，县城东南十里堡林发现一土坑墓葬，出土彩陶四件，经鉴定。均为四坝类型。
1987年，山丹县文化工作者在县城南约4公里的壕北滩明长城南北、山丹农场东西两侧发现一处范围很大的古文化遗址，出土了彩陶器物，发现窑址、炉灶和石臼等生活用具，初步确认为四坝类型。
在民乐县东灰山、西灰山、寨乡楼庄村过会台、玉门火烧沟、安西鹰窝村、酒泉干骨崖、西河滩等地均发现了四坝类型遗址。其中玉门火烧沟和民乐东灰山遗址，为考察四坝文化的渊源与流变提供了翔实材料。
火烧沟是玉门市清泉乡一个古老的地名，位于312国道边，距玉门市区20公里，因其地沟壑纵横，山峦起伏，而山沟山峁又多呈火红色，所以将其地命名为火烧沟。1976年，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玉门火烧沟清理墓葬312座，出土铜器200余件，陶器近千件，还发现有精制加工的金、银耳环以及玉器等。陶器与四坝文化一脉相承，而大量铜器的发掘，考古界修正了安志敏对四坝文化的类型认识，断定四坝文化是一支青铜时代的文化。世界冶金史上，青铜文化之前还存在一个冶炼和使用砷铜的时期，是由红铜到青铜的过渡期，而砷铜、红铜的使用最早在西亚、南欧、北非等地普遍发现。有的学者提出，青铜文化是由西向东的传播的过程。如果这一观点成立，玉门火烧沟遗址无疑是承担了中转站的作用。
从陶器传播来看，四坝文化承袭了黄河流域的马厂文化及相邻的齐家文化无疑，而后又向西延伸，一直传播到古塔里木河边的新疆哈密等地。从铜器使用看，玉门火烧沟、民乐东灰山出土的铜器远比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多，应该有一个渐次由西向东传播的过程。这种史前文化中的双向交流，也许是后来丝绸之路开通的前导。
四坝滩遗址
“四坝文化”时期的社会生活推测
深入考察“四坝文化”遗址的布局，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遗址都与水源毗邻。山丹四坝滩位于古弱水南岸和川口河东岸之间开阔平台之上，三面环水；山丹山羊堡滩和壕北滩遗址都在古山丹河南岸，临水而居；民乐东灰山位于古弱水支流童子坝河的古河道之上，地形平坦，水源充足；酒泉干骨崖、玉门火烧沟都位于在古疏勒河边的台地上……而“四坝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多有类似耕地的平行波折纹、水域波浪纹、月牙形的鱼头纹和网状纹，这些图形纹饰，自然来源于先民们的生活场景，也是他们耕种土地和打鱼狩猎的实物见证。
诸多迹象表明，距今4000年左右，河西走廊一带河流湖泊广布，高台地上形成了一片片适宜人生存的绿洲，先民们傍水而居，点燃了文明的曙光。
最原始的农耕和畜牧在“四坝文化”中也得到充分展现。民乐东灰山遗址发现了小麦、青稞、皮大麦、粟、稷、高粱、胡桃壳等炭化籽实，而在一个新石器遗址发现五种以上的农作物遗存，这在我国尚属首次。炭化小麦标本经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进行碳14测定，断定为距今4230±250年，是我国境内年代最早的小麦标本。这些碳化谷物的测定，基本可以断定，古弱水流域的东灰山是中国最早种植小麦、大麦、高粱等作物产区之一。同时，在火烧沟、酒泉西河滩等遗址中，还发现了殉葬的羊骨、狗骨、马骨等，证明畜牧业在其生活中占有一定分量。
当然，这一时期的农耕条件和耕作水平还相当原始，所用工具和生活用具是石器、陶器、骨器、铜器共存。石器依然是当时主要的生产工具，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锄、石斧、石刀、石铲、石耜、石镰、石凿、石球、石磨棒、石磨盘、石纺轮等。生活用具有骨器和陶器，骨器用动物骨头制作，有刀、锥、凿、针、纺轮等，还有少量卜骨。陶器有双耳罐、壶、盆、鼎、豆等生活用具，也有纺轮一类的生产用具，还有陶埙、陶牌饰、陶铃等娱乐装饰器物。铜器有削、锥，镯、钏、管、耳饰等，算是当时的时尚器物，拥有者应该是部落中的贵族，尚未在平民生活中占主导地位。而玉门火烧沟出土铜器却达200多件，有一件三犬盖四足陶鼎，非常精美，也许与当地部落发展的实力有关，或者是代表了“四坝文化”的晚期。在一些墓葬中还出土了贝壳，有的是串成一串，有的在死者嘴里，还有的放在罐子里。这些东南沿海的贝壳能传播到河西走廊，很可能是通过不同部落之间的商品交换而来，也许在四千年左右，古老的丝绸之路就已经四通八达，联结起了东西方文化，只不过，它不像后来时代的交流那样直接，而是以部落与部落之间交换的形式进行交流。
从这些遗址中陶器与生产生活用具混杂的现象分析，“四坝文化”遗址不仅仅是单一的制陶作坊，而应该是先民们的生活聚居地。甘肃省文物研究考古所与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在东灰山遗址发掘区内共清理的249座墓葬中，合葬墓占80%，证明东灰山人有着明晰的血缘传承关系。玉门火烧沟发掘的300多座墓葬，也有一定比例的合葬墓，显示了固定的婚姻血亲关系。有一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便形成了原始聚落。有聚落便有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火烧沟出土的铜制四羊权杖、四坝滩出土的石制权杖，正好诠释了这一关系。看到那些复原的权杖，自然会联想到某个部落酋长或长老，手持权杖，指挥人们生产或举行什么重大仪式的场景。
沿着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我们仿佛看到这样一幅人类生活的画面：4000年前后，有一大群人生活在河西走廊每个河畔的高地上，绿草如茵，古木参天，茅屋低矮，炊烟袅袅，人们分工有序地耕田狩猎，缝衣煮饭；到了晚间，则围在篝火旁，敲打着陶罐石器，吹着陶埙，唱歌跳舞，分享收获的喜悦……
“四坝文化”的先民们点燃的原始文明之光，给了东西文化一个很有力的承载地。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地处河西走廊中西段的“四坝文化”，它们是那个时代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将东西方文化交融汇合，然后又传播到了四方。
